龙8备用:数字时代金融组织的运作机制——基于非矿公司金融的网

　　本研究以网络民族志方法对非矿公司系列金融业务开展田野调查，构建“数字社会特征—组织运作机制—金融后果”的基本分析框架，详细呈现数字时代金融组织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时代社会的连通性、计算性和虚拟性等新特性塑造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产生了网络级联机制、平台管理机制和交易离岸机制，带来了组织的规模扩散效应、控制集中效应、运作隐蔽效应，为有组织的金融提供了稳定的结构条件。

　　2020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10亿人，中国70%以上民众融入高度连通的数字空间，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崛起，极大便利了人们之间的资金融通和金融交易活动。数字技术与金融工具融合创新，产生了大量互联网金融工具，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市场效率。然而，居心叵测之人也利用这些新技术策划出令人防不胜防的骗局，给民众带来极大损失。其中为祸最大的是，广义上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例如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数为191万件，以电信为主的犯罪立案数超越盗窃罪，成为我国数量最大之罪（国家统计局，2021）。可以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形成了分工明确、技术前沿的产业链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危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经济安全，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迄今，金融的研究主要以前数字时代的经验案例为分析对象，在法学（刘宪权、吴允锋，2001；刘远，2010）、心理学（Martin & Carolyn，1979；Gobert & Punch，2007；Pressman，1998；Raine et al.，2012）、金融学（李媛媛等，2020；王正位等，2019；Xiao et al.，2022）等领域展开。法学领域侧重为个体行为的法律判定提供理论依据，研究金融的特征、类型、成因、控制方法等。心理学领域聚焦个体参与金融的心理诱因、风险感知。金融学领域更多将金融欺诈作为自变量，关注个体的受害经历对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本质上将视为个体心理倾向或行动选择，忽视了金融所嵌入的社会结构条件。金融发生于特定组织过程和社会结构，不同社会背景和制度条件下其运作过程和后果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数字时代，随着社会成员可触达程度极大提高，社会组织方式更为丰富，不难观察到个体更为明显地被卷入到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件之中。因此，有必要引入组织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以深入揭示数字时代哪些新社会条件、组织资源为金融组织提供了关键支撑。

　　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出发，研究者强调个体金融行为深刻地由社会结构、组织条件和组织机制所诱发和塑造（Fligstein & Roehrkasse，2016；Calavita，1990；Edelman & Suchman，1997；Calavita et al.，1997），需要以深入实证调查揭示个体行动背后的组织过程和运作机制。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急速转型背景下，基于新技术的金融的发生过程和机制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如今，数字时代组织平台的运行与绩效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邱泽奇，2021），者利用数字技术管理数据，可更系统地对其组织成员实施管理与控制（Grohmann et al.，2022）。因此，关于数字时代金融的研究务必关注数字技术产生了哪些数字社会结构性特征，塑造了哪些新的组织环境、组织动员方式和权力结构，这些又如何为金融组织所利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复杂、多链条、组织化的实施过程，追踪多个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

　　本研究通过对非矿公司金融活动开展深度网络民族志研究，全面把握数字时代金融组织的运作机制。下文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二是介绍本研究的方法和案例背景，三是详细呈现案例分析过程，讨论非矿公司金融欺诈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机制，最后是研究结论。

　　现代组织管理研究的核心议题可归为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信息不对称，有必要通过信号甄别、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制度设计解决这一根本矛盾（周雪光，2017）。数字时代的根本性变革之一是新兴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分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基于网络和算法，委托人可及时获得或计算出比代理人更广泛全面的信息。因此，本文提出“数字社会特征—组织运作机制—金融后果”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特别强调以下基本特征：首先，数字时代社会互动的基础源于高频流动、高度连接的数字信息，这使得社会具有高度连通性（邱泽奇，2019），能够迅速推动组织扩散。其次，数字时代社会行为转化为可传输、汇聚并即时计算的信息，导致委托人在某些方面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委托人掌控数据开发处理系统，可通过算法平台直接链接组织的每个节点即每个个体，由此全面控制和监督组织成员及其微观行为，极大地增强了组织控制能力。最后，在数字时代，实体信息转化为虚拟数字符号，一方面，数字或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之间存在信息差，虚拟技术更是便利了信息制造与操纵；另一方面，基于属地空间治理是前数字时代的基础，而数字或虚拟空间的出现往往脱离了其属地空间，特别是境外离岸空间为组织脱离国家边界与国家监管进行隐蔽运作提供了新条件。我们认为，数字时代的社会连通性、计算性和虚拟性为新的组织机制，即网络级联机制、平台管理机制和交易离岸机制提供了稳定的技术与社会基础，这些机制进一步诱发了组织的规模扩散效应、控制集中效应和运作隐蔽效应。以下具体讨论这一分析框架及理论命题。

　　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的连通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邱泽奇等，2015），连通性分析已成为社会网络分析最基础的概念。广义上，连通性指人与人、人与事物、人与组织等所呈现的连通状态（或社会关系网络），即信息、物质、观念、情感等方面的人际互动和交换状态。连通指任何节点可以通过某个路径到达另一个节点，若一个图（给定的时空范围）中任何两点有路径相通，则称之为连通图（Ealsey & Kleinberg，2010）。那么，数字时代社会连通性究竟有哪些新变化，对个体行动和组织发展蕴含着什么意义？我们可以借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分析范式予以探讨。社会网络研究从节点、边和网络结构多个层次寻找社会网络的特征（如网络密度、中心度等），分析网络动态演变的规律。如图2所示，节点代表行动者本身，而边代表节点之间的关系即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多个节点和边所构成的总体结构则是社会网络。在“节点—边—网络”结构里，每个节点在自身转变为活动状态后，会有一个激活邻居节点的概率。如果邻居节点被激活，那么邻居节点可能会进一步激活自己的邻居节点，形成网络级联传播扩散，节点被激活的概率决定了级联传播扩散的速度和规模。这一基本思想对于理解数字时代组织传播扩散有三重意义。

　　第一，如何激励个体或网络节点以推动组织扩散？在已有案例中，个体参与活动或上当受骗无一例外是受到了较强的。高不仅激励个体直接参与组织活动，更为他们发展利益相关者加入其中提供了高激励。因此，最关键的是在个体层次以高激励诱发个体的趋同或屈从行为。第二，数字时代连通性还产生了新的“边”，即新的互动关系类型，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社会关系构成了前数字时代的核心组织机制，社会学家主要探讨关系网络的类型、结构和功能。若从社会关系类型即“边”的角度看，网络时代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关系来源，网络重塑了个体的社会联系，提升了其社会资本质量（缪晓雷等，2023）。例如，本案例中通过网友关系推荐而加入该投资项目的比例占到50%以上。第三，从网络结构层次看，网络如何形成群体压力机制以推动组织扩展？这一点可追溯到经典的门槛模型（threshold model）（Schelling，1971；Granovetter，1978）。这一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每个节点（参与者）具有信息接受的门槛，并受到所有邻居节点活动的扩散影响，当邻居某种选择达到一定数量时，行动者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Web2.0信息技术为塑造这一网络结构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在本文案例中，当被欺诈者加入组织的聊天群后，被欺诈者观察到聊天群里若干其他行动者，这些人可能是者伪装的，他们在群里表述自己做出了某种投资选择，被欺诈者受到多位群友的影响而做出同样的投资选择。这一群体互动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投资决策的影响。

　　因此，社会连通性程度是社会网络传播最基础的变量，其连通性程度越高就越能推动个体、边和网络三个层次的级联机制运作，导致组织规模迅速扩散。多级代理分成制鲜明呈现了这一基本原理。该模式类似于链条式组织，第一级参与者通过投资的方式加入组织，继而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一旦新发展成员获得返利回报，就形成了第二级参与者；第二级参与者继而发展第参与者并获得返利回报，形成多层扩散网络。例如，根据裁判文书网档案资料，本案例公司中的参与者李某英，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七级会员。部分下级会员继续发展下级会员，如李某英的某位一级会员杨某某共发展会员1328人，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数字时代难以企及的。总之，社会连通性带来了社会多层结构变迁，个体与他人的组织连带性增强，社会关系更为丰富多元，社会网络诱发新的群体动力，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行动者及其群体的行为模式，成为金融组织规模传播与扩散的动力机制。

　　与前数字时代对比，数字时代的关键特征是社会行为信息的计算性。基于丰富的社会行为数据，算法作为协调人、事和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工具，甚至是连接、重组和调解数字社会与真实社会的关键部分（Cheney-Lippold，2017），人类进入了以算法为核心的智能治理和组织决策时代，甚至可以称其为算法社会（梁玉成、政光景，2021）。基于可计算的信息和智能算法，信息系统成为完成组织任务流程的控制结构，而且动态地、隐蔽地、精细地控制信息流（Bail，2021；刘河庆、梁玉成，2023）。

　　前数字时代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组织规模越大，内部层级越多，层级之间委托—代理的信息成本也就越大，因此组织规模、层级与信息成本之间存在很大张力。而数字时代经济运行的特点是在达到一定规模后组织或市场扩散的边际成本极低（张文魁，2022），尤其是算法与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互为表里，以算法为组织内在的运行决策系统，以APP为组织外在的管理工具和运行形式，组织管理者随着组织扩散仍能实现对每位组织成员的有效约束。这里有必要强调APP，即移动端小程序对数字时代组织变革的意义。首先，APP将关键业务及流程纳入数字程序并实现整合，通过内部控制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了内部多层级的信息连通和交换，由此降低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次，APP的每位接触者，即交易参与者的信息都直接连通到数字系统，其交易行为等信息传送到程序的中枢管理中心，由此实现了对每个参与者“在场”（digit in）信息的全面搜集和及时计算（邱泽奇，2021），进而实现了对每个行动者的即时管理与协调。可以说APP使得委托人通过数字算法系统直接及时地掌控了每位代理人的行动信息，大大改善了代理人隐瞒信息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组织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之间的内在矛。